麻山，是一个习惯沿用的地理单元名称。它位于今贵州省紫云县、望谟县、长顺县、罗甸县和惠水县的毗邻地带，涉及面积近五千平方公里。[1](P2)苗族是这儿的主体居民。他们都属于苗族南部支系麻山亚支系，[2](P98～100)通用苗语西北方言麻山次方言。[3](P1)

在历史典籍中，元代的典籍往往将他们称为“桑州生苗”(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世祖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69页)，在明代则改称为“克孟牯羊苗”(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丛书集成初稿》,1995年补印，第56页)，或者“康佐苗”[明谢东山：《(嘉靖)贵州通志“卷三·风俗”》，云南大学借云南省图书馆传抄，天一阁藏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本重抄，1965年]，而在清代则又改称为“狗耳龙家”，[4](P274)或者由于他们实行“穴居”而又称之为“洞苗”(清常恩总纂，邹汉勋，吴寅帮总修，安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安顺府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8页)。此外，在麻山还有少数仡佬族、布依族和汉族居民与苗族杂居，也有少数其他支系的苗族，在近二百年来迁入麻山地区定居。[5]

从20世纪80年代起，麻山地区由于被有关部门确认为贫困地区，并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内还掀起了多次“支援麻山，扶贫麻山”的全国性运动。麻山也因此而闻名于世，前往麻山调查和研究的学人随之接踵而至。从表面上看，对麻山苗族的研究似乎已经相当深入和周详了。然而，笔者在麻山最近的一次调查结果却使笔者和整个调查组感到极大的震惊，并从中发现笔者，以及众多学人此前对麻山苗族所做的结论存在着较大的疏漏。比如，频发性地质灾害是当地苗族生存的重大威胁，当地苗族的文化对此已经做出了成功的适应，但这一适应的众多文化表达却一直没有引起大家应有的关注。

有鉴于此，笔者特意将16次(其中，从2007年起的最近4次调查与吉首大学的师生们一道完成)赴麻山调查的感受，以及相关的结论做一次总体性的反思。希望通过对苗族文化的整合分析，去揭示民族文化对所处自然与生态环境的适应，客观存在着层次性和适应手法的多样性。而那些对当地居民生存威胁最大的环境因素，如果相关民族的文化适应已经能够做到有效化解这样的威胁，那么外界人反而很难注意到当地民族文化对此类自然要素的表达，并因此而曲解当地民族文化。

一、乡民对频发性地质灾害的反馈

1980年，笔者首次到麻山做田野调查，目的是撰写硕士毕业论文，重点探讨苗族内部的支系划分问题。而最近一次在麻山做田野调查则是在2010年，目的是与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研究所合作，从事为期5年的喀斯特石漠化山区的生态恢复试验。30年来，笔者曾先后16次到麻山，足迹所至，遍及麻山5县中的13个乡镇。调查结论大致可以做到逐步深入，但资料分析的手段却大体相同，一般都是揭示当地苗族文化中的某一特定事实，以及该文化事实与苗族历史的关系，或者是与当地某一环境要素的适应关系。结论与依据之间都是凭借“参与式”调查就容易发现的事实，依据和结论之间都呈现为一对一的逻辑因果关系。2007年以来的最近4次调查，由于是规模较大的集体调查，因而获得的资料极为丰富，资料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很大，从而此前很多被忽视的文化事实直到这时才逐步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比如，当地苗族乡民对崩岩和山石滚落的恐惧到这时才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试验点用地是租用当地乡民的承包地。5年期的租赁合同签订后，乡民突然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在试验工作的推进过程中，如果要处置那些巨大的基岩和砾石，我们必须事先通知所在地的乡民。他们说，处置这些基岩和砾石要咨询相关家族的“鬼师”(“改土归流”以来，这一地区深受周边布依族的影响，因而他们所说的“鬼师”还包括布依族的“魔公”和汉族的“风水先生”)。由于乡民们对这一附加条件看得很重，我们不得不就此专门咨询了早已认识的那些“鬼师”和“魔公”，而这些本土宗教人士的反馈和回答确实让我们大吃一惊。开始时，他们都拒绝在当地谈论这件事，而是要求在外地去交谈。在满足他们的各项要求后，从他们的言谈中获知：这一地区山体崩塌和山石滚落等地质灾害，在当地发生的频率极高，以致当地的每一位乡民对这样的地质灾害心怀恐惧，绝不敢随意提及，也不愿意外来人追问。只有这些当地的宗教从业人员对每一次灾害的规模，以及灾害发生的频率能够做到了如指掌。在我们的追问下，他们才最终说出了令人惊讶的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