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5日，我喜出望外地收到寄自中南海的快递包裹，急忙打开一看，是一本厚书，绿色的封面上印着《温家宝地质笔记》，再翻开封面，只见温家宝总理用毛笔端端正正写着：

朱钧侃同志惠存

温家宝

二零一六年三月

我读着又惊又喜，热泪盈眶，激动感奋之情无以言表，深感温家宝同志对我的厚爱。我集中精力反复阅读这部珍贵的书，深受启迪和教育。

温家宝同志2013年3月退休后，“得以有闲暇”，即集中思想和精力整理自己的报告、讲话和笔记。2014年3月，温家宝在整理出版了《温家宝论教育》一书后，为了表达对地质工作和昔日同事的怀念之情，又整理了自己当年的笔记交由地质出版社编辑出版。

在编辑该书过程中，无论是大纲的拟定、框架的确定、笔记内容的精简取舍，还是版式和封面设计，温家宝本人倾注了心血，全程给予了具体的指导。他曾15次以书面形式提出修改意见，多次与编辑组面谈编辑方法，先后7次审阅书稿的草稿，5次审阅样书，包括书籍用纸颜色这样细节都曾给出建议。

《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是温家宝从现存1968年至1985年自己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的45本、400多万字的工作学习笔记里摘选，收入了笔记160余篇、手迹影印件632幅、照片50余幅，并撰写回忆文章24篇，所收笔记、回忆文章及照片均为首次公开发表。

《温家宝地质笔记》封面

全书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野外地质考察笔记；第二部分，管理工作笔记；第三部分，调研笔记；第四部分，学习研究笔记。难能可贵的是，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地质专业内容，温家宝专门在每一部分前撰写了“引言”。四个部分的引言分别为：梦里常回祁连山；情系地矿思随行；踏遍群山觅真知；积累知识为人民。合起来就是一首好诗，每一部分引言内容十分精彩，充满着青年温家宝的激情、磨砺、刻苦、理想。我十分欢喜阅读它们，每阅读一次，就有新的启示、体会和感悟。

我反复阅读《温家宝地质笔记》，全书概括起来最核心、最关键的是温家宝思考、践行着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这个最根本问题。

温家宝从中学生时代，就勤奋学习，认真思考，联系社会，思考人生，想着社会发展的道路，想着自己将来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温家宝写道：“在我的地质笔记中，有部分内容是我读书学习时的记录。读书学习对我来说不仅是习惯，而且是需要和自觉了。我出身教师世家，从小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阅读历史和文学作品。1954年9月，我考进南开中学，走进了一个学习知识的新天地。在南开中学时，我如饥似渴地读书，获得了很多知识，认识了学习以外广阔的世界。”“从中外历史和文学作品的宏篇巨著中，我看到了人类历史的辉煌和未来的光明，也看到历史和现实中丑恶的一面。我常含着热泪阅读这些不朽的作品。书中记载着历史的厚重和启示，人类的进步和前途，个人的奋斗和命运。每读这些篇章，我的心情总是跌宕起伏，掩卷久久沉思。我经常以历史上的英杰名人为榜样。把他们作为指引我前进的明灯和克服困难的力量。在阅读中，我时常联系社会、思索人生，想着社会发展的道路，想着自己将来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北京地质学院学习阶段，温家宝继续深入思考人生，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1960年至1968年，温家宝在北京地质学院度过，接受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地质专业教育训练，地质学院的学习和生活给他日后从事地质工作、做人行事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终生难忘。温家宝写道：“母校培养了我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选择地质专业意味着我势必走上一条不断探索、不断攀登的不平坦道路。”他认真刻苦学习各门地质基础学科。他不满足于书本和课堂学到的知识，抓紧一切时间去涉猎各种学术理论和观点，让头脑这张白纸，画上五彩缤纷的科学画图。

温家宝最崇敬什么样的人呢？他写道：“我爱读描写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的著作，非常崇敬他们坚持真理的作为，懂得了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以献身的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热情去从事科学研究。我也读魏格纳的书。他一生曾四次深入酷寒的格陵兰探险，在他50岁生日那天，不幸冻死在暴风雪中。虽然他提出的大陆漂移学说，在当时曾受到严厉的抨击，但终于在地质构造学上引起了一场革命。”

当我读到温家宝下面的这段文字时，十分激动，感受特别深。他写道：“我十分仰慕我国古今杰出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常饶有兴趣地读徐霞客、李四光、丁文江、章鸿钊、杨钟健、谢家荣等人的各类著作，了解他们的经历、生活情操、思想境界、学术造诣、治学精神和工作作风。”因为徐霞客、丁文江也是我最仰慕的人。温家宝继续写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是科学家，也是文学家、社会活动家。他们的事迹告诉我，如何努力才能成为一个以考察研究为己任的地质工作者。我深深地认识到：地球太大，宇宙太大，自然是千变万化的，它处在变动之中。这是一个真理。地质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必须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对待它，这就是科学精神。一个科学工作者只承认规律和真理，而不屈服于任何权威。在学校期间，我遇到问题总要问‘为什么？’这也就养成了在日后工作中不迷信、不盲从的信念。在‘文化大革命’混乱的年代里，北京地质学院是一个重灾区。即便在那十分狂热躁动的气氛中，我也始终保持清醒，努力坚守独立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