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本期专题为“生态语言学研究”。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自豪根1970年提出“语言生态”概念以来，生态语言学发展至今已有50年的历程。1970年至1990年，生态语言学学科领域为学界所熟知的是豪根模式；1990年起，韩礼德模式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豪根模式主要描写语言的生存状态、发展过程、消亡情况，致力于语言活力的考察、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制订、濒危语言的保护、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互涉关系探讨、生态系统与文化系统的互动关系研究等。韩礼德模式则认为语言不仅具有反映世界的作用，还具有建构世界的作用，倡导语言学界致力于语言对生态环境的作用研究，从而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看似存在割裂，但事实上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豪根模式主要从环境对语言的影响看语言的生态；韩礼德模式主要从词汇-语法及话语的生态取向看其对环境的影响。如加以延伸，也就是豪根模式可以从环境到语言，再到环境；韩礼德模式从语言到环境，再到语言。

目前，学界或在豪根模式下描写语言的生态，致力于语言生态失衡等问题的解决；或在韩礼德模式下揭示词汇-语法及话语的生态性特征，致力于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也有学者已认识到两种模式的内在联系，开始借鉴两种模式进行生态语言学研究。在上述学科发展背景下，本期特开设“生态语言学研究”专题。3篇文章中，何伟、刘佳欢的《生态哲学观下语言暴力的界定、成因及防治》跨越韩礼德模式，延伸到豪根模式，从语言暴力现象入手，探讨其根本原因以及防治措施，即应协调生态环境中的失衡或不和谐因素，从而消减或去除语言暴力现象。王晋军、黄兴亚的《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独龙族语言能力研究》在豪根模式下，考察我国少数民族独龙族的母语、普通话及其他语言的语言能力，描绘独龙族的语言生活动态，目的是为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能力研究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些借鉴。李振中的《新时代三峡移民语言生态研究：现状、问题与展望》强调应结合豪根模式以及韩礼德模式，甚至其他新的模式，来探讨新时代后移民时期三峡移民语言生态的建设，从而促进移民区域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无论借鉴哪种研究模式，生态语言学领域的研究都是为了解决生态系统中的不和谐问题，都是为了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希望通过这个专题，让更多的学者积极关注生态语言学研究，努力承担起语言研究者应肩负的生态文明建设责任。

引 言

语言暴力(language violence)对社会和个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对此，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由于语言暴力本身涉及语言、道德、精神伤害等因素，故此类研究多以语言学、社会学、法学为视角，对现实世界以及虚拟世界中的语言暴力进行概念界定、成因分析以及措施应对等方面的讨论。对于语言暴力的概念界定，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将语言暴力视为语言霸权，指话语违反了某些语言交际原则，从而对他人的权利进行孤立或剥夺；(1)Chase,S.The Tyranny of Words[M].New York:Hu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38；刁晏斌.略论“文革”时期的“语言暴力”[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毛延生.语言暴力的语用理据诠释[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另一种认为语言暴力是通过嘲笑、蔑视、谩骂、诋毁等侮辱性语言，对他人的人格和自尊造成攻击，对他人的精神和心理产生伤害。(2) as violence,violence as language[J].TIG Magazine,2004；王承君.语言暴力的认知条件及对策研究[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07，(2)；党永刚.语言暴力的类型研究[J].琼州学院学报，2011，(4)；刘再复.刘再复散文精编·人性诸相[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262.以上两种界定主要是基于语言交际原则的违反和对受话人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而得出的，这两种界定缺乏系统性。在分析语言暴力的成因及应对措施时，根据发生场所，语言暴力被分为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语言暴力。现实世界的语言暴力多发生于家庭和校园。其中，家庭语言暴力是家庭成员间通过侮辱等方式实现的，主要成因是“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以及相关道德和法律较低的可操作性，(3)邹钰.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成因及对策[J].法制博览，2018，(29).因此倡导家庭成员相互尊重、发挥基层调解作用、完善法律机制是防治家庭语言暴力的重要手段。(4)郝艳梅.重新审视家庭暴力[J].前沿，2001，(9).在校园语言暴力中，施暴主体可能是教师，也可能是学生，暴力方式包括嘲讽、辱骂等。教师的语言暴力主要来源于职业压力过大、师德素养缺失以及教育观念落后；(5)桑青松.小学教师语言暴力成因及消解对策[J].教育科学研究，2007，(12)；辛学伟.教师语言暴力的成因及对策浅析[J].当代教育科学，2010，(23).而学生的语言暴力则是由自身心理不成熟、家庭教育缺失、学校处理不当和社会风气不良4个因素造成的。(6)Pham,T.& Adesman,A.Teen victimization:Prevalence and consequences of traditional and cyberbullying[J].Current Opinion in Pediatrics,2015,(6)；王国明，付洪.国内校园暴力问题研究述评[J].未来与发展，2017，(5)；吴优.浅谈中小学校园暴力存在的原因及对策[J].法治与社会，2019，(3).针对这些问题，学界提出了3点对策：强化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高教师素质及其教育观念；加强校园管理与教育。(7)朱作鑫.校园暴力之概念及防治对策[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5)；Orue,I.& Andershed,H.The youth psychopathic traits inventory-short version in Spanish adolescents-factor structure,reliability,and relation with aggression,bullying,and cyberbullying[J].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2015,(4)；郭启东.社会预防视角下的校园霸凌行为的防范研究[J].科教导刊，2018，(6)；韦婷婷.回顾与反思：国内外校园欺凌研究综述[J].现代教育科学，2018，(7).虚拟世界的语言暴力主要体现在网络语言暴力中。网络语言暴力以网络为媒介进行身心伤害，以骚扰、诽谤、攻击、侵犯隐私等手段实现，(8)刘文宇，李珂.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网络语言暴力研究框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造成的因素主要有3种：暴力群体性、心理从众性、科技虚拟性，(9)Mishna,F.,Khoury-Kassabri,M.,Gadalla,T.,et al.Risk factors for involvement in cyber bullying:Victims,bullies and bully victims[J].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2012,(1)；Chadwick, of Cyberbullying,Building Social and Emotional Resilience in Schools[M].Heidelberg: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2014；Navarro,R.,Sernac,C.,Mart,N.V.,et al.The role of Internet use and parental mediation on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Spanish children from rural public schools[J].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2013,(3)；Blumenfeld,W.J.The nature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cyberbullying[A].In Michael,P.,Joanne,K.& Dale,S.(eds.).The Nature of Technology[C].Rouerdam:Sense Publishers,2013；李岩.网络话语的暴力效果——以福柯话语理论解读网络暴力的生成[J].当代传播， 2014，(5)；焦洁庆.互联网背景下高校网络舆论暴力现象研究[J].新闻战线，2017，(12).要从提升素质、增加监管和规范法治3个方面进行治理。(10)Hinduja,S.& Patchin,:A review of the legal issues facing educators[J].Preventing School Failure:Alternativ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nd Youth,2011,(2)；山述兰，张力.网络“语言暴力”的形成于文化特征分析[J].中华文化论坛，2014，(5)；陈美华，沈广倩.大学生网络语言暴力问题研究及对语言教育政策的若干思考[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综上，学界多数研究从具体的发生场所对语言暴力及其发生案例进行研究，没有对语言暴力进行系统性探索，从而导致其深层原因的揭示、根本防治措施的制订及防治运行机制的完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